第一章
一
夏日的月光透过河边疏朗的竹林，为门前的青砖场地涂上了一层银色。那是村头一排三间青砖瓦房，姨妈的家位于中间。晚饭后，灵月躺在露天搁置的门板上，瞪眼数着满天繁星。姨妈坐在一旁为她扇风驱蚊子，嘴里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岳青提着一只小板凳过来了。那时的吴岳青十岁左右，住在姨妈家的左首。他剃着板刷头，黝黑长方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。看得出他娘已帮他洗过澡，换上了干净衣衫。他不大说话，只在门板旁坐下，一起听姨妈讲故事，偶尔把嘴凑到灵月的耳旁，偷偷吹上一口气，不知是想引她注意还是惹她生气。
天全擦黑时，右边阿全家从田里收工回来了。阿全父母是全村出工最早，收工最迟的人。姨妈说，阿全兄弟姐妹多，还有个年老体弱的祖母，全家要吃饱肚皮，没办法啊！ 阿全家的烟囱开始冒烟了，灵月不看也知道，他姐肯定蹲在灶膛口烧火，他娘在灶前忙乎，把中午的剩饭加上水烧成粥。阿全像惯常那样，帮他爹从井里打水冲去门前场地上的暑气，然后从屋里搬出两条长凳，让他爹把卸下的门板搁到长凳上。直到这些事做完，阿全才有空跑过来，用稀脏的小手抹着脸上的汗水，朝灵月和岳青做个鬼脸，然后穿过竹林跳下河去洗澡。听着河水“哗啦啦”响了一阵，阿全爬上岸湿淋淋跑回屋子，一会儿，他已擦干身子，换了一条干净的短裤衩，然后帮他母亲把晚餐端了出来。菜肴是田里的时鲜：焖茄子、炒缸豆，外加一小碗咸菜。然后，一家人围着门板坐在矮凳上，各人端起一碗粥，开始享用他们简单的晚餐。
每天晚饭后，是村人们最享受的时间。大人们尚有精力的爱串个门，乏了的就在自家门前或躺或坐，摇着蒲扇唠嗑家常；孩子们在月光底下追逐游戏。灵月总是在这个时候跳下门板，加入同伴的行列。她的身边不是长她两岁、显得壮实憨厚的岳青，就是与她同年、长得瘦小灵活的阿全；比岳青高出一截的是阿亮，他是姨父的亲侄子，旁边那个一脸腼腆的女孩是阿全的姐姐阿秀；还有两个拖着鼻涕的小鬼是阿全的妹妹阿娟和弟弟阿洪。
“月月，当心！别跑一身汗……”姨妈慈爱的声音常常在耳畔响起，时近时远……
无忧无虑，纯真快乐的童年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，但这些儿时在乡下生活的情景后来却时常在灵月的脑海中浮现。
灵月是不满四岁时从上海来到乡下的。那是位于无锡和常州之间的一个村庄，原本也算是江南富庶之乡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村民们生存艰难，纷纷出外谋生。姨妈也在那时跟着姨父来到上海，并找到了工作，姨父在一家香烟厂卷烟，姨妈在一家糖果厂包糖。几年后，姨妈把小自己十一岁的妹妹，也就是灵月的母亲从乡下带到上海。后来母亲w到了父亲，一个少年时期就父母双亡的穷书生，相识两年后，他们在上海结婚成家了。然而，解放后不久，姨父和姨妈禁不住乡下土地改革的诱惑，为了能分到几亩地，便双双辞去了上海的工作，一起回到乡下。父亲后来多次在母亲和灵月面前批评他们这种“短视的农民意识”：
“多好的工人阶级不当，偏要回乡。没了劳保，没了退休金，还弄得…… 唉，几亩田真是害苦他们了！”
可是， 后来发生的事情又是谁能预料得到呢？
回乡后，具有初小文化程度、老实本分的姨父因为曾在上海当过工人阶级，而被乡里的干部看中，发展他入了党，并提拔他当了村长。两口子正当壮年，又肯吃苦耐劳，住着祖上传下的房子，把人民政府分给他们的几亩地种得红红火火的，日子过得舒坦起来。但遗憾的是，成亲十几年了，姨妈一直没有生育。几次写信去上海与妹妹商量终于有了回音。那一年，夫妻俩兴冲冲赶到上海。
那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三开间石库门楼房，全屋三上三下，住了十几户人家。灵月家租了二楼一间前屋。房间约莫十七八平方米，置放着一套父母成亲时购置的仿红木家具：靠窗一张八仙桌，右边进门并排放着一口三门大橱和一口五斗橱；左边是一张新添置的双人床，与原先的大床隔着一只床头柜靠墙呈L型摆放着。门口的煤球炉上正煮着排骨汤，房间里弥漫着一缕淡淡的鲜香。
正是星期天，父亲坐在一把藤椅里，一手轻抚着灵月的头发，一手抬了一下挂在白皙脸上的金丝边眼镜，看了一眼坐在八仙桌旁的姨父和姨妈，缓缓说道：“月月由你们带回去领养几年是可以的，阿琴也太累了。”他说着，眼光在妻子凸出的大肚子上扫了一眼。那时，姐姐灵雪刚过五岁，母亲正怀着弟弟灵泉。父亲接着说：“但是请原谅，我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人。所以，月月仍旧姓孔，不改姓；而且，到她上学的年龄就回上海读书。可以吗？”
“哪能……？”姨妈的双眼一下子涌出了泪水，显得大失所望。
姨父站起身，焦急地问：“这……为啥呢？”
父亲似乎有点诧异，反问道：“你不觉得乡下的教育质量、条件都太差，误人子弟吗？”
不知姨父有没有听懂这话，他摇着头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、不会吧？现在是新中国，再、再说我也入了党，还是村长，条件不差的！”
父亲有点不屑地看了一眼这位土头土脑的连襟，心中泛起一阵不快。这几年，他工作很努力，凭着他的学识才干，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培养深造，成了一名年轻的工商税务干部。但是，他的入党申请却一直未获批准，就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曾为一家民主党派短暂工作过的“政历”问题。“党就要他，不要我？”他心里纳闷，但脸上不露声色，这时也站起来客气地说，“你们考虑一下吧！如果可以，月月的生活费我会按时寄来。阿琴，你陪陪他们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”
阿琴看着丈夫的身影在门外下了楼，苦笑着摇摇头，走上前抚着姐姐的肩膀安慰道：“阿姐，别难过。他是不舍得女儿，我生一个他喜欢一个，天晓得！ 不过慢慢来，如果我这第三胎还是女孩，他说不定会松口的。再说，我的女儿就是你们的女儿，一样的。小囡长大后，待养父母比自己的生身父母还亲，这种例子多得很….. ”
据说，灵月小时候的模样特别招姨妈和姨父喜爱，还可能姨妈不愿领养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所以两口子还是坚持把灵月带回了乡下，并在以后六年的共同生活中，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爱。
二
灵月在乡下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，除了最后那半年…… 对于天性亲近大自然的孩子来说，农村的天地要比城市广阔得多。
到乡下的第二天，姨妈坐在家门口与村妇们聊天，跟前围了一大群孩子，他们都好奇地看着坐在姨妈膝上的“上海人”。灵月也看着他们，心里有一股加入他们的愿望。
“多体面的丫头啊！”
“看她穿得多干净整齐，哪像这些野种。”
“到底是城里人，又白又嫩的……”
妇人们“啧啧”称羡着。那时的中国社会虽说已基本安定，但农民的生活还刚有起色，过日子以填饱肚子为主，孩子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。一位穿着打扮明显比村里别的妇女来得整洁像样的年轻大婶，凑近拧了一下灵月的小脸蛋，嘻笑着说：“这个丫头给我做媳妇吧！岳青快来，看看喜欢吗？”
人群中，唯一衣服没打补丁的男孩朝灵月走了两步，但发现几个大男孩正瞅着他怪笑，便脸一红，扭头跑了。灵月有些失望，忽然想大便。姨妈便把着她，让她拉在青砖地上。刚拉完，一个瘦小男孩突然“嘿啰啰……”一声吆喝，一条大黄狗挤过人群，蹿到灵月的小屁股底下，吓得灵月一声大叫，全身缩进姨妈的怀里。姨妈急忙搂住她，连唤：“月月不怕，月月不怕……”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灵月扭过头，惊诧地发现，地上那堆还冒着热气的屎已被大黄狗添得干干净净。而后不久，大黄狗和它的小主人阿全，还有岳青、阿秀等都成了灵月的好朋友。
灵月很喜欢看阿亮、岳青和阿全等男孩下河捉鱼，上树掏鸟蛋，但经常为自己只能站在河岸上或树底下干着急而不痛快。无奈姨妈严禁灵月游水和爬树，怕万一出危险。两年后，姨妈才允许灵月跟大孩子们出去割草，为此姨父特意为灵月买了一把小镰刀，还亲手编了一只小竹篮。孩子们晌午出去，到一个地方先割草，然后嬉戏玩耍，找野果子吃。玩累了，躺一会儿，再换一个地方，再割草、玩耍、吃野果……. 这样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渐渐地，灵月也能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，叫得出各种花草的名称，也能分辨哪种草是喂猪的，哪种草是给羊吃的，哪种草是兔子喜欢的。甚至也能辨清哪些野果子可以吃，哪些野果子有毒不能吃。遇到镰刀伤了手或脚时，还能找专门的野草、野花来止血、疗伤…… 每天太阳快落山时，便是孩子们回家的时候。但是，令灵月沮丧的是，几乎每个伙伴的竹篮都装满了青草，显得沉甸甸的，只有她的小竹篮常常只有半篮草。有一次，岳青偷偷塞进她篮中一大把草，并帮她把草抖得蓬蓬松松的，看上去也像有满满一篮的样子，使她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灵月从小就大方，喜欢把上海带来或寄来的糖果、饼干分给村里的孩子们共享。这些食品在当时的农村可算是稀罕珍品。可是每次姨妈总心疼地唠叨：“月月，这样不行啊，以后你吃啥呢？”接下来就是威胁，“下次不了啊！不然，我告诉你爹爹、妈妈，看他们还给你买不！”
以后，灵月就不敢公开分派她的零食了，只能在自己吃的时候，偷偷塞给一些小朋友。阿全靠着他是贴邻的地理优势和精灵调皮的性情，成了受惠最多的一个。
岳青虽也住在隔壁，但他并不稀罕灵月的恩赐，因为他是村里唯一也能经常享用这些食品的本土孩子。他的父亲当年跟着姨父、姨妈一起去上海，在一家电器厂当了工人。土改时，由于岳青娘的坚持，他没有回乡，继续在上海当工人阶级。以后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老婆的英明正确，岳青家的日子在村里是越过越好，除了村后的首富老显荣，就数他家了。岳青娘每年要带着儿子到上海探亲一两次，除了逛逛南京路、玩玩大世界，还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，并烫一头让乡下人看着怪样的卷发回来。岳青娘共怀过三胎，但只有岳青活了下来，其余两个都死了。她在生最后一胎时得了一场大病，此后便丧失了生育能力。因此，夫妇俩对岳青十分钟爱。但是岳青娘在村里招有很多非议，说是一些男人夜里常常光顾那间守活寡的房间。为此，岳青经常受那些长舌妇和大孩子们的讥讽嘲笑而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
阿全家算得上是村里的赤贫户。阿全娘是个泼辣女人，由于生活压力大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家里常常传出她打骂孩子的哭叫声，或是跟婆婆的相骂声。阿全爹虽长得浓眉大眼、四方脸盘，却是个三拳头也打不出一个闷屁的老实人。姨父、姨妈和岳青爹去上海那年，他正跟着姨父唯一的兄弟，也就是阿亮他爹一起在外村砖窑上学手艺，抗战胜利第二年，他俩都被抓了壮丁。土改评定成分时，村里首富老显荣的两个子女，解放前在省城读书时参加了革命，如今都当了干部，风风光光回来探亲了一次，结果老显荣被评为上中农。阿全爹被工作组召去几次，要求他交代被抓壮丁后的两年经历。阿全爹结结巴巴地重复讲了几遍：被抓后去了北方，天寒地冻的。后来溃退到家乡附近，他和阿亮爹一起躲进麦地里，试图脱身逃回家。不料阿亮爹被流弹打死了…… 要命的是，阿全爹目不识丁，连呆过的国军部队番号都说不清楚，除了已不在人世的阿亮爹，再也提供不出一个证人。工作组认为他这两年政历可疑，便给他戴上了一顶“坏分子”帽子。直到文革以前，村里人对这顶帽子的严重性并没多大认识，就连阿全爹本人也不大在意。平日里，他和村人们一样干活、养家。运动来时，他会被村干部召去汇报思想、受受训诫。这种次数不是很多，经常发生的是，村里开会他不能参加，只能让他老婆代表。对此，他也无所谓，因为家里一应事务本来就由他老婆做主。应该说那几年，他过早衰老的愁容和弯曲的驼背，是为生活的重负所累。
阿亮是遗腹子，生下来没见过爹。娘俩相依为命住在村后一间老屋里，生活十分拮据。应该说，当年姨父毅然决然要回乡下，除了那几亩土地对他确有诱惑外，想照顾他兄弟身后孤儿寡母的生活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因此，灵月在乡下时，常见姨父、姨妈拿自家的粮食、物品接济阿亮母子；阿亮娘去田里干活时，也常把阿亮送过来让姨妈一并照看。
三
灵月七周岁那年夏天，姨父、姨妈显得心事重重的，因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送灵月回上海读书了。当时的中国正推行全民义务教育，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几乎都不收学费，为鼓励贫困工农子弟上学，政府还提供生活补助；对成年人也开办了五花八门的扫盲班和各种培训。可是当时乡下，只有镇上才有小学，阿亮、阿秀和岳青就在那里上学，每天来回要走六七里路，很不方便。
有一天，姨父兴冲冲从镇上回来，对姨妈大声嚷道：“政府普及农村教育，要送一位先生到咱们村上办小学，月月可以在村里念书啦！”那时候，乡下人都沿袭古风，仍称教书的老师为“先生”。
“真的吗？”姨妈喜出望外，“真是天大的喜事哎！但是，” 她又皱起眉头，担心道：“月月她爹会答应吗？他说乡下念书啥个不好……”
姨父想了想，说：“先写封信到上海问问吧！”
谁知上海很快回了信，居然同意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年灵月的父亲在大鸣大放、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对上级领导进了一言，差点被打成右派。接着因思想右倾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，知识分子的傲气打掉不少，也不敢看不起工农干部了。
姨父带领村民把原先的祠堂腾空，粉刷一下权做学堂。坐落于村子边上的祠堂由一间大屋两间耳房组成，以前是村人们祭祀祖先的场所。解放后，这里成了村干部办公和召集村民开会的地方。祠堂东墙挂上了一块临时漆成的黑板，屋里置放了几张村民们从家里搬来的八仙桌，每张八仙桌旁围了四条长凳，就算是教室了。两间耳房一间安了一张床，置了一张桌，算是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，另一间仍留给村干部办公用。那时候，中国传统的“师道尊严”在农村依然盛行，开学的前一天，姨父带领全村人敲锣打鼓、恭恭敬敬把先生迎进了村。先生姓谢，才二十岁出头，白净的长方脸，留着城里人的小分头，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中山装，显得有点拘谨。听说他是县城下来的，高中毕业后因病耽误了考大学，病愈后决心响应政府的号召，下农村来为普及党的教育事业作贡献。
第二天，灵月挎着父母从上海寄来的新书包上了学。附近三个村庄一共四五十个学龄儿童济济一堂，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。谢先生将孩子们按年级分桌坐下，一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，称为初级小学。五到六年级算高级小学，仍要到镇上的正规小学去读。灵月和阿全是一年级，坐在一张桌上，阿秀和岳青坐在三年级的桌上，阿亮则坐在四年级的桌上。谢先生先对全体学生说了些勉励的话，要大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努力做一个有道德有文化的人，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贡献。然后，他将语文课本按年级一一发下，同时挨桌关照：“四年级的同学先做一篇作文，题目为‘我的家’；三年级的同学将第一课的课文抄写一遍；二年级的同学先抄写第一课的生词三遍。现在，一年级的同学听我讲课……”他要求同学们围着四方桌写字，只有听课的同学才改变坐姿、脸朝黑板。
谢先生平日说话不多，但他教书很认真。每天除了教语文、算术外，还根据自己以前在县城上正规小学的经验，因地制宜，尽量安排一些副课。如每周两节体育课，在祠堂前的青砖地上让孩子们跳绳、踢键子、跑步等；两节图画课，发些蜡笔和纸让孩子们画图；还安排两节音乐课，教孩子们唱歌。遗憾的是，谢先生其实不懂音律，五音也不全。灵月后来才知道，他教的歌节奏错误而且走调，但当时，孩子们唱得可欢呢！
那时候，乡里还沿袭古风，先生的每日三餐是由学生家庭轮流供给的，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办食堂时才结束。轮到供饭是学生家庭的荣耀。平日里，村民们吃得很简单，往往是在自己田里摘些蔬果做菜，为节省粮食，早晚都喝稀粥，只有中午才吃一顿干饭。但逢到供饭那天先生上门，那家人必定去镇上买肉，下河里捉鱼；早饭除了稀粥还会有烙饼，晚饭也改烧干饭了。第一天供饭当然是村长家，姨妈早上精心烘烤了芝麻蛋饼，还特意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。第二天是岳青家，第三天是阿全家。虽说阿全、阿秀两个人在学校，但姨父念他家困难，只派了他家一天饭。即便如此，阿全娘还是向姨妈借了几毛钱才算应付过去。
姨妈常说灵月小时候特别聪明，谢先生最喜欢她。每学期结束时，灵月都能拿到一张第一名的奖状。每次拿奖状回去，姨妈总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让姨父马上给上海写信报喜，一边把奖状装进镜框挂在墙上。假期回上海时，姨妈也总不忘让灵月把奖状带上，让她在姐姐和弟弟既羡慕又妒嫉的目光下，接受父母亲的夸奖。
没多久，谢先生沉稳、正派的作风，对教学认真踏实的精神，赢得了所有村民的赞赏和信任。灵月二年级时，谢先生选派她和岳青，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代表不同年级到县里参加考试，结果成绩竟然超过了镇上的正规小学。第二年，谢先生被评为优秀教师，村里的学堂也被评为农村普及教育的典范。此后，他经常被请出去介绍经验，村里也不断有各地的教师来实地考察、听课取经。为了应付这种忙乱、热闹的场面，上级加派了镇上小学的王先生来协助谢先生维持学堂的正常运转。
这两年，也正是中国搞大跃进的时代，孩子们经常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之中。锣鼓喧天声中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！为防止土地兼并、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重新出现，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小农经济、私有制度的生活状态被彻底颠覆了。家家不用做饭，全吃食堂，天天白米干饭，还有鱼肉，而且放开肚子吃。村民们也不用去自己的田里干活，土地全归了人民公社，村长成了队长。清晨，队长一吹哨，大伙在村口排队集合，按劳动力强弱分配轻重农活，然后下地，集体干活记工分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。多新鲜，多带劲！村民们不管男女老少，全都欢天喜地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个幸福大家庭，以为共产主义提前来到了！
一连几天，阿全高兴得直在地上打滚。他娘不大打他了，他爹看着他也居然会笑了。开始在食堂吃饭时，他每顿都撑得直到喉咙，唯恐没了下顿，过了好几天，才不那么猴急了。学堂里也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指令，让孩子们丢掉功课去忙乎。为亩产超纲要，孩子们全体下田捡谷穗；为驱赶麻雀，学生们连日连夜跟着大人们一起敲锣呐喊；全民大炼钢铁时，孩子们在屋里屋外到处翻找，哪怕能发现一根断锈铁钉也是功劳……
那段时间，谢先生经常外出开会，新来的王先生上课有点没精打采，除非有人来参观、旁听；但对上面的号召却特别积极。有天放学时，他规定每个同学明天都要带点铁来学校交给他。在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家，灵月向姨妈提出要铁的事，姨妈摇着头，说：
“哪里还有铁的东西，全让你姨父交公啦！”
灵月急得差点哭出来。正在这时，姨父神色匆忙踏进家门，对姨妈嚷道：
“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一口小铁锅，被你藏起来了吧？”
姨妈瞪着他，没吭声。
姨父粗鲁地一把揪住姨妈的肩头，一边朝厨房推，一边说：“共产主义，一切为公，做啥还要藏私！亏你还是队长家的，不怕难为情嘛？”
姨妈挣扎着说：“家里只剩这一口灶锅，如果食堂不办了，拿啥来烧饭呀？”
“食堂哪会不办？笑话，真是死落后！”
接着，只听里面一阵乱响后，姨父拎着那只铁锅出来，大步跨出门去。灵月连忙追上去抓住他的胳膊，叫道：“我也要铁，给我！我要交给王先生……”
姨父停住脚，想了想，找块砖头把铁锅砸下一块，留给了灵月。
四
有一天，传来一个惊人消息：公社为水稻超产放卫星，决定广筑水渠，实现灌溉“河网化”。不知哪个设计师的规划，一条水渠要从村前通过。为此，岳青家、姨妈家和阿全家这一排青砖屋必须拆除，大家顿时傻了眼。
“这是祖上传下的房子啊！”
“前面有河，为啥还要筑水渠？”
“不能拆我们的房子！造孽啊……”
岳青娘、阿全娘左右夹攻，缠着队长，一串眼泪、一把鼻涕，要他去公社求情开恩。姨父蹲在自家门前，水烟抽了一袋又一袋，一直不吭声。其实他心里又何尝舍得这房子。只听姨妈在背后哭着说：
“你开口吧，就求这一次。你从来不向上面说不的，就说这一次吧！呜……”
姨父猛然一摔烟袋站起来，转身一掌把姨妈推倒在地，恨声道：“滚开！连你也来死缠，不晓得我的难处么？能说的我会不说么？”
第二天，姨父在公社挨了批评，回来铁青着脸对大伙说：“房子是一定要拆的，但是人民政府不会亏待我们。” 他想起公社领导在会上描绘的共产主义幸福远景，听起来像是做梦，可惜自己没那口才，只好说：“拆了房不用愁，反正好日子还在后头。这三家拆房户可以先到村里房子宽余的人家借住……”
老显荣在村后有两栋楼房，一栋是他自己和老伴住着，另一栋按照乡下的风俗是为他儿子建造的。可是儿女都在外面当干部，很少回来，因此他儿子那栋房子常年空关着。办食堂那会儿，队长来找他商量。他一则遵照儿女来信叮嘱，要表现进步；二则也实在吃不透眼下的形势，便一口答应，把他和老伴住的那屋楼下全让出来做了村里的公共食堂。反正老两口住在楼上，下去吃饭也方便。这次队长又来找他借房，他心中很不高兴，阴着脸，直呼队长的名字，说：“根才啊，你不是不晓得，房子是为兰生留着的，没人住过，还是全新的。他在外面做事，很辛苦，也随时要回来的。借给你们三家，住到啥时候？不糟蹋了幺？”
根才耐着性子对老显荣照搬了一套大道理，末后说：“显荣叔，你放心，房子不会借太久，政府答应会尽快解决……”
显荣打断他的话，问道：“那你说借几天，三天、五天，还是三个月、五个月？”
“这个么……” 根才回答不上来了。
显荣摇摇头，教训道：“根才啊，你晓得你这个村长是怎么来的吗？那是兰英当年回来时在乡长面前帮衬过你！你哪能吃里扒外呢？你啊，就是肚肠不会转弯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上面放个屁也是香的……”
姨父原本就憋着一肚子委屈，这时没好气地打断他，说：“上面要拆房，我有啥办法？村里除了你，谁家还有空余的房，不问你借问谁借？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房子借不借，你让兰生给我一句话吧！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老显荣盯住他的背影，“呸！”狠狠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。
据说后来是显荣老婆听了儿子的话，把钥匙交给了队长。三家搬进了那栋空房，队长住了前楼，岳青家住后楼，底下卧房就让阿全家占了。
搬家的前一晚，姨妈哭着从堂屋到厨房，穿过明堂又到卧室，抚摸着老屋的一砖一木，连对卧室后面的柴房、猪圈和茅房都显得恋恋不舍。全村的房子除了老显荣家的楼房是土洋结合，其余的都是祖上传下的一条龙格局，只是每家的卧室因人口的多少有大小间数的不同。后门外隔着粪坑还有一排堆放杂物的土屋。姨妈说，当初公爹临死时，还指望他们有了钱能加建翻造；又嘱托说后面的那间老屋破旧狭小，要姨父有能力时帮兄弟翻新扩建。想不到，如今却连自己的房屋都保不住了…… 那晚，姨父只管闷头抽烟，姨妈却抽抽噎噎哭了一整夜。灵月当时还不能理解大人们的痛苦，只觉得新搬的楼房铺着地板，墙壁用石灰刷得雪白，还有玻璃窗户，比起老屋裸露的砖墙、泥地要明亮干净许多。只是她看见姨妈那么伤心，才没敢露出高兴的样子。
五
来年风不调雨不顺，田里收成不好，形势开始急转直下。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，从干饭到稀粥、从细粮到粗食，队里的存粮渐渐吃完了。开始，公社还发放一些补助粮，后来，队长总是空手而返，上级还再三要求各村自己筹措开春的种子粮。维持到入冬时，全村人在老显荣家享用了一顿“最后的晚餐”，然后队长主持把剩下不多的米、面按户分了后，宣布食堂关门了。村民们都显得惊慌失措的，各家各户又开始为自己养家糊口奔忙起来。
在老显荣的催逼下，三家不得已从楼房搬了出来。幸而老屋后的三间土屋没有拆掉，但门前挡着一条水渠，显得更加阴暗潮湿。岳青家靠着他父亲工人阶级的后盾，把土屋修缮并向后扩建了一下，还算像个家。姨妈家挤在中间，只把屋顶补了一下，能挡风雨，勉强栖身算了。而阿全家就惨了，八个人挤在一间破土屋里，灵月天天听到他们家大哭小叫的。
阿全娘的脾气也越来越火爆，只要姨父一出现，她就冲过来当胸揪住他又哭又骂：“还我家房子！你这害人精，你这畜牲！……”有几次她还对姨父又踢又打，把他的脸都抓破了。
每次阿全娘一闹，岳青娘便马上过来帮腔。姨父常常被这两个婆娘缠住脱不了身，但他只是挣扎，从没还口，更不还手。
最严重的问题是饥荒。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断粮，畜养的家禽也被宰杀吃光了，连阿全家的大黄狗也没能幸免。没了鸡犬相闻的村庄显得落寞、死寂，河渠里也不见了鱼虾贝壳的踪影。村民们开始出外挖野菜、剥树皮权以充饥。村长家也开始吃野菜、糠饼。第一次吃时，姨妈把糠饼烘成金黄色，灵月闻着还觉得有点香，但嚼在嘴里却难以下咽。
每次吃饭，姨妈都眼泪汪汪地看着她，说：“月月，回上海吧。乡下活不下去了……”
“不，我要跟姨妈在一起！”灵月这时已略懂人事，也知道体贴大人的心了。她尽量做出吃得很香的样子，把一个糠饼吞下了肚。
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，人们纷纷把怨气出在队长身上。
“饿死人啦！队长还管不管？”
“这杀千刀的胚子，现在做缩头乌龟啦！”
“这就是你说的好日子啊? 我X你十八代祖宗! ……”
各式各样愤怒、恶毒的谩骂、诅咒从村子每个角落射向队长。成为过街老鼠的姨父已不大敢在村里露面，他除了去公社，就只能躲在土屋里，铁青着脸一声不吭。他一向信任、依赖的上级领导已无法帮助他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他把唯一的希望放在村里仓库那几袋粮种上。“熬到春耕……”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可是这些粮种还只够一半，另一半去哪儿弄呢？公社虽答应想办法，但他已不大相信社长的话了。天天那么多队长在公社吵闹，有些村连一颗粮种都没有了…… 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呢？这个问题恐怕他至死都没有想明白。
村里的学堂没捱到放寒假便不得不停了课。姨妈怕村里人迁怒到灵月身上，因此不许她出门，每天让她呆在屋里。这天，姨妈顶着村人们的怒容和咒骂出去挖野菜了，姨父一早就去了公社，灵月一个人闷在屋里觉得好无聊。奇怪的是，阿全家今天安静了许多，只有老祖母似乎病得不轻，昨晚呻吟了一夜，今天听上去更虚弱了。
“阿全娘肯定出去挖野菜了。”灵月现在只要一看见这个凶神恶煞般的女人便犯哆嗦。但她实在憋不住了，便轻轻溜出门，见岳青家的门上了锁，而阿全家的门却虚掩着，“阿全会不会在家呢？”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躲在门后朝里望去。只见老人倚在墙角一堆干稻草上，阿全正跪在旁边端着碗喂她吃东西。灵月掂起脚刚想叫唤，却正好看清了碗里的东西，竟是白米粥！她眼睛一亮，惊呆了。这是久违了的食物，阿全家哪来的米呢？尽管里面掺杂着不少没脱尽的稻壳，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白米粥啊！
突然，阿全娘从里面冲出来，一手夺过那只碗，另一只手拎起阿全的耳朵，压低嗓门狠狠骂道：“贼胚，你作死啊？她都快死了，你还偷着给她吃。”
阿全痛得脸都变了形，但还不忘小声说：“娘，你放手。爹爹说，她是饿的……”
灵月吓得心怦怦直跳，趁屋里乱时忙逃回家，关上门，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但她想起那碗粥，顿时感到饥肠辘辘、唾唌欲滴。阿全家怎么还会有米呢？
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那天，队长一早出门，像往常那样，先到仓库去检查，却发现门被撬过，少了一袋稻种。他急得青筋直暴，便没去公社，马上联络了几个村干部，暗地里查访了一天，不知怎么得到的线索。傍晚时，干部们冲进阿全家，掀开了灶后炖在砖炉上的瓦罐。
“你竟敢偷稻种！走，揪他到大队部去。”队长指着阿全爹愤然命令道。
“不关他的事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！”几个村干部还未动手，阿全娘却拦在丈夫前头，冲队长一头撞了过来，“你这断子绝孙、杀千刀的！你还我家房子啊！你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？嗬、嗬、嗬……”她撒泼着大哭起来。
队长被撞得一个趔趄，胸口生疼，不由气不打一处来，朝女人狠狠掴了一掌。女人跌坐在地上，越发哭得呼天抢地起来，屋里顿时乱做了一团。
姨妈挤了进来，求爹爹告奶奶地到处打圆场，伙同几个村人好说歹说把姨父架了回去。姨父让村干部将那袋拆了封的粮种重新搬回仓库，出门时跺着脚、气呼呼地吼道：“你们偷队里的稻种，这不要全村人的命么？你竟还有理? 看我明天不找你们算帐！”
这天，阿全娘歇斯底里哭骂着、诅咒着，直闹到深夜才没了声息。第二天清晨，人们在村口的河滩上，发现了她浮肿的尸体。
顿时，整个村庄沸腾了。有人敲起了镗锣，大声巡喊着：“阿全娘跳河啰！逼死人命啦……”
中午时分, 一个村干部到公社汇报回来，进屋对姨父说：“根才，上级要你等通知，听候发落。”
姨父蹲在屋角，活像一棵刚遭冰霜摧残过的小草，耷拉着头缩着身子，整个儿都焉了。第三天，县里下来四个武警，把他铐走了。
姨妈天天以泪洗面，焦急地等待着消息。几天后的清晨，阿亮娘偷偷溜进屋，神情紧张地对姨妈说：“听说要重判，要以命偿命呢……”
姨妈呆了一会，突然出门直奔阿全家，在阿全爹面前“扑通”跪下，哭着哀求道：“我给你们磕头，求求你们放过根才，放过他吧！他不是存心逼死你老婆的，不是的。求你们不要告他……”
灵月跟了过来，站在姨妈身边，一边哭，一边可怜巴巴地瞅着阿全、阿秀等人。
躺在床上的老祖母这时有气无力地开口道：“根才不该拆我们的房子，不该把村里人领上绝路…… 他造孽啊！”
“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，我给你们赔罪了！可是，是上面要他这么做，他也是没有办法啊，求你们饶了他吧！求求你们了，呜呜……”姨妈一边哭，一边磕头如捣蒜。
阿全父子呆呆瞪着陈横在门板上的女人尸体，半晌没有反应。阿秀搂着阿娟、阿洪缩在屋角一动不动。只有阿全最小的妹妹，那年才三岁，仍趴在死人身旁，对着那张惨白浮肿的脸哭闹着叫娘……
不知过了多久，阿全爹终于开口说：“你起来吧。不是我们告他，是显荣请人写的状子，让全村挨门逐户签的名…… 你自己快想想办法吧！”
姨妈听了一急，毒火攻心，顿时晕了过去。骇得灵月扑倒在她身上，哭着大叫：“姨妈，醒醒！姨妈，你醒醒啊……”
过了半晌，姨妈幽幽醒来，扫了屋子里老老小小一眼，转过身对着阿全娘的尸体磕了三个头，然后默默站起身，牵着灵月的小手回到自家的土屋。接着，她突然变得麻利起来，急急忙忙把灵月的东西全都收拾好，打了两个包袱背在身上，然后领着灵月出了门。两人先到镇上搭船，下午在县城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。
姨妈在上海请妹夫帮忙写了一份申诉，当夜就赶回乡下去了。而灵月就这样突然结束了她在乡村的童年生活，回到了父母身边。